腾思配资 志书中的吉林市·衙署街路篇之八旗弓匠房

翻开《钦定盛京通志》卷四十六《官署·吉林将军所属各城·吉林》，在洋洋洒洒的衙署名录之末，记载着一处特殊的机构——“八旗弓匠房十六间”。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衙门，而是清代八旗制度下专事制造与修理弓箭等兵器的官方工场和管理机构。遍检《盛京通志》，此类弓匠房仅在吉林与齐齐哈尔两城设有独立专条，这一独特的分布，无声地印证着吉林城作为东北军事重镇的特殊地位——不仅是指挥中枢，更是八旗劲旅的后勤保障基地。

《吉林通志》卷二十五《舆地志十三·廨署》对八旗弓匠房的记载。

清朝以弓马骑射为立国之本。康熙皇帝曾言：“自古以来各种兵器能如我朝之弓矢者，断未之有也”（《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在此国策之下，八旗官兵的武器装备实行严格的“官给制”，弓箭作为冷兵器时代的重要作战工具，其制造、保管、维修均由官府统一管理。清初定制，顺治五年（1648年）规定：“宁古塔、新满洲人等应给军器，该管大员奏准咨部，弓箭由兵部给发，盔甲等项由兵部转行工部造给。”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制度发生重要转变，改为“令该旗及该将军具题赴部支给，自行备造”，即命令该旗（八旗组织）以及该将军（驻防将军）通过上奏请示的方式，到中央的相关部衙领取经费和物料标准，然后自行组织制造（兵器）。正是这一转变，使得吉林城具备了设置地方军工机构的制度前提。据《吉林通志》卷二十五《舆地志十三·廨署》记载：“八旗弓匠房十六间。在河南街路南，旗兵营建。”位于河南街与常宁胡同之间，官参局附近的十六间弓匠房应运而生。

支撑这一兵器生产体系运转的，是一群八旗匠役。《吉林外记》卷四《兵额》记载：“（吉林城兵额）八旗满洲协领八员……弓、铁匠九十八名。蒙古旗……弓、铁匠十三名。鸟枪营……弓、铁匠十六名”。弓匠列入吉林驻防兵额，属于八旗正规编制。

《钦定八旗则例》卷八《廉部·兵制》对挑补弓匠的记载。

弓匠匠役选拔有严格规章，《钦定八旗则例》卷八《廉部·兵制》记载了挑补弓匠的制度：“弓匠及弓匠头目缺出，除上三旗属武备院管辖，下五旗属该王公等管辖者，仍听各该处挑补外，如系移入公中佐领下弓匠之缺，该固山大报明都统，于该佐领下另正马甲、养育兵闲散内挑补，头目于弓匠内挑补，咨明兵部注册。”弓匠及弓匠头目出缺时，上三旗由武备院挑补，下五旗由所属王公挑补；而吉林城驻防多属“公中佐领”（佐领是满语“牛录”的汉译，是八旗的基层编制单位，初定300人，后改为200人左右；公中佐领与“世袭佐领”相对，是由国家直接管理、官员选任而非家族垄断的八旗基层单位）管辖，其弓匠缺出，由该佐领上报都统，在本佐领下的马甲、养育兵或闲散（指年满十六岁以上、尚未获得正式兵额的八旗成年旗人。清代八旗实行“额兵制”，每个驻防单位都有固定的兵额。已成年、具备挑补兵缺资格、但暂时没有名额的旗人，统称“闲散”）从旗人中挑选补放，头目则从弓匠中提拔，最后报兵部注册。这一流程，体现了清代八旗制度下技术兵种“编制化”管理的严密性。

《吉林外记》卷四《兵额》关于弓匠数额的记载。

八旗弓匠房的职能繁多，包括弓箭制作、修补保养、原料采伐等各方面工作。清朝对弓箭的制作用料、工艺有着明确规定。《吉林通志》卷五十一《武备志二·兵制二·驻防下》记载，吉林地区的弓箭制式为“习射用者，榆木为干，傅以黑角，背傅筋，蒙桦皮，弣加暖木，两弰以桑木，刻其末为弦驱。弦床饰鲨鱼皮，弦以丝，长四尺九寸。军事用者，弦纫鹿皮为之。余制一式。五力至七力弓，用竹为干，或以木，弓面弓弣任傅牛鹿角、背傅胶、牛胶八两，鱼胶六两，蒙桦皮，或以桃皮，暖皮用鹿。弰木二、弰嘴任用牛羊角。弦床，鹿角二、丝弦重一两，皮弦制同。力重者，胶弦以次增加，弓十八力者为最重。”与之配套的箭矢则是“桦木或柳木为奇，长三尺，铁镞长三寸。奇首饰桦皮、鹳羽。羽间，职官书衔名、兵丁书名，括髹朱。凡官造，或以讹箭，或以梅针。”可见一张合格的官弓，需要融合木、角、筋、胶、皮等多种材料，并依据用途与拉力分级制作，箭矢也需规范制式并标记使用者，标准极为清晰严格。

此外，弓箭的主要材料——桦皮，便是产于吉林地区，因此弓匠房还需承担采取原料的任务。清初便规定：“需用桦皮于宁古塔采取，令司弓一人，率每旗弓匠长各一名、弓匠各二名，前往验采。”（出自《吉林通志》卷五十一《武备志二·兵制二·驻防下》）康熙六年（1667年）时，宁古塔将军每隔一年派拨官兵采得的桦皮为七万二千二百张，如此庞大的原料需求，足见吉林地区在朝廷军工原料供应体系中的地位。

清铁头桦皮弓。（来源：吉林省博物院官方网站）

然而，到了清代中后期，这种匠役制度逐渐显现弊端。雍正皇帝曾痛陈其弊：“八旗各佐领下俱有铁匠、鞍匠、弓箭等匠，每月给伊等钱粮……前因各项匠役虽存，其实能制造者甚少……今闻伊等尚未学习，遇有制造官物，俱雇人代做……伊等身充匠役，食国家廪饩，乃不勤习技艺……将所得钱粮不养赡家口，而雇人代做，俾身为废物，是何道理？”（《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覆》卷十一）许多享有俸饷的匠役，实则技艺荒疏，遇有官差便花钱雇人顶替，不仅空耗国家钱粮，还使自身技能退化，官员大臣也疏于管理。京师匠役尚且如此，地方匠役更不可能亲身制造了。雍正皇帝虽严令武备院及各旗官员加强教习与督查，并对各地提出了“着该将军大臣等务行严加管教，勒限一年……倘仍有不能制造者，必将该将军大臣等一并治罪”的严格要求，试图革除“雇人代做”的积弊，但这种制度性的惰性已深植肌体，难以根除。

最终，弓匠房还是没落于时代洪流与八旗驻防的日渐疲敝。晚清时期，西方近代火器成为战场主宰，作为冷兵器的弓箭，其军事价值急剧衰减。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颁布上谕，直言武科“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并宣布“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着即一律永远停止”，正式废除了延续千年的武科举制度。此时，清政府已然认识到，曾赖以立国的弓马骑射已成明日黄花。专门制造与维护弓箭的弓匠房，也随之失去了存在的意义。1912年，清朝灭亡，弓匠房最终随着八旗制度的瓦解，一同消失在历史舞台之中。

如今的河南街南侧，早已景象全新，往日的八旗弓匠房已踪迹全无，彻底融入了历史的尘烟。这座曾经日夜传出铿锵锤音的弓匠房，早已湮没于吉林城的街巷变迁之间。它只是清代军事制造体系中的一个微观节点，却如同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王朝武备兴衰演变的完整轨迹，也为后人留下了探寻吉林城市肌理的重要线索——在将军署的威仪与市井繁华之外，还有这样一处“技术类衙署”，以其独特的军工职能，参与塑造了这座边塞名城的完整面貌。

作者 王淏

来源：吉林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杨文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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